“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做教授的不如搞销售的”，这一社会现象正在成为历史。日前，上海交大教授李德赴武汉讲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一天半的授课报酬不包括其往返武汉的机票、食宿费及个人所得税就达1万元。如果说，武汉之行李德教授那充分体现一个中国教授价值的高额“出场费”仅仅属于个别现象的话，那么，日前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当前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由此引发的校园薪金革命，就将从此把人们曾经固有的一些观念和印象彻底打破。
作为教育部此次高等学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试点院校之一的清华大学的老师们，他们在领取11月份工资时会发现，工资卡里一下子多出了不少津贴，从300到5000元不等。自本月开始，清华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大幅度提高教师待遇。按新的分配办法，全校2800多名教职员工根据岗位的不同，被分为9级，除原有工资外，可享受9个等级的津贴。最高的“九级教师”收入每年增加5万元，最低的一级教师，增加3000元。其他几级增加数额分别为4万元、3万元、2．3万元、1．7万元、1．2万元、0．8万元、0．5万元。对于年平均工资不足两万元的教师来说，此次涨工资简直是“天翻地覆”。尤其是“九级教师”，每月仅增加的收入就高达5000元人民币（寒暑假两月不发），几乎是原工资的两倍以上。
据了解，目前着手“涨工资”的学校不仅仅是清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给教师涨工资。
教育部日前下发的文件中，明确提出在下个世纪初，将高校教师的工资水平在国民经济16个行业中，提高到中等以上水平。为优先扶持一部分学校创办世界一流高校，教育部及有关部门相继决定为北大、清华、复旦等著名高校增加拨款。其中北大、清华各获得18亿元，复旦大学获得12亿元，上海交大、中国科大、浙江大学、西安交大、南京大学、哈工大等其他几所高校也获得了6亿元以上数额不等的拨款。
中国高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由此拉开了序幕。高薪走进大学校园，无异在素有“清水衙门”之称的宁静校园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此次高校大幅度调整教师工资，最突出的一点是差距拉大了，“干什么事，拿什么钱，干多少事，拿多少钱”，也就是教育部所提出的“强化岗位聘任，打破铁饭碗和平均主义大锅饭”，比如，同为教授，但所拿的钱可能相差数倍，甚至不如副教授；同为一个处的副处长，所拿钱也有所不同。
清华大学此番增加收入每月最高者5000元，最低者仅有300元，前者是后者的近17倍。对此，清华大学一位教授高兴地说：“平均主义大锅饭这一潭死水确实该动一动了。高校里教授的水平参差不齐，有些人几十年就夹着一套讲义，只靠硬灌老一套；还有的教授长年都不上一节课。有本事的没本事的都在一个锅里吃饭，而在学校里埋头苦干的反而吃得更少——因为他没有时间出去干私活。如果按照岗位责任目标，在工作数量和质量以及效益上就必须有所要求，教授也将面临下岗的危机了。”
改革动了真格的。在今后的2—3年的时间内，我国的高校将全面推行教师聘用制和全员聘用合同制，由“身份管理”转向“岗位管理”，专业技术职务和干部职务终身制的老规矩也将被彻底破除。这就意味着教授、副教授等头衔将不再是一朝加冕，荣耀终身，而必须名符其实才行。而每一个工作岗位也都必须“司其职”才能“在其位”，“在其位”才能“得其薪”，并最终建立起具有充分竞争激励机制的人事分配制度，以提高效率及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
“科教兴国”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可担负着“科”与“教”双重任务的高校所面临的科研与教师队伍严重流失的窘境，却不得不让人痛惜和深思。
据北京商情咨询公司和北京工业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30．9％的高校教师有跳槽的打算或想法。进一步统计发现，45岁以下的年轻教师想跳槽的比例竟达41．4％，他们想跳槽的第一位考虑因素就是收入。
高校教师住房紧张，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比住房更拮据的还是教师的工资袋。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对记者坦言：“搞房改，让买房，我们根本买不起，每月不足1000元的工资，想不跳槽都不行。”除了跳槽到企业或者公司，还有相当大比例经过多年培养的优秀人才流向了海外。80年代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累计突破20万，然而其中只有7万余人学成回国。就拿北大物理系来说，据称自高考恢复以来，历年占学生总数1／3的最优秀学生都选择了出国，仅在美国就超过了500人。尤其是近一两年来，很多国外著名大学都瞄准了我国的教育市场，一些国际知名的大公司也不断在各高校中寻觅人才，一场跨国界的人才争夺战已初露端倪。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朗的今天，如何留住人才，善用人才直接关系到21世纪国家的兴衰和名族的希望。
此次高校调资，对许多人的传统行为和观念都造成相当大的冲击。一些教师对此次分配制度改革还多少持有怀疑的态度，清华大学一位工科博士生导师对记者表示，新出台的政策到底利弊如何，还要走着瞧；一些老教师更是不理解自己辛苦工作多年，为什么比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工资还低；还有的教师提出：“改革方向是对的，我们绝对支持，但是就是怕做起来就走了形。”
笔者在采访的过程中发现，教师们担忧最多的问题还是：在改革中怎样体现出岗位竞聘的公平性？怎样建立严格而规范的考核制度？如何保证定岗定级时的公正性？据了解，目前各大学正在酝酿中的改革方案的确有些不尽完善的地方，如：有的改革方案仍是按照职称的行政级别定岗位，推出时又没有经过民主讨论通过，有失偏颇；有的方案“官本位”思想严重，某些领导甚至特殊到不必经考核就顺理成章地享受高额津贴；有的在时仍是论资排辈，还有人情因素大行其道，缺乏公平性和合理性，导致校内反对声浪颇高。某校的改革方案已改到了第11稿，可仍然难获通过，只在教代会上读了读，就此没了下文。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疑虑、困惑和不解，尽管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的确不少，可教育部和各校的改革决心都相当坚定。
事实上，从几年前沸沸扬扬的珠海重奖科研人员，到年初的长江计划，无一不体现着知识的价值和我们对人才的重视，但此次增加教师收入作为一种制度推出，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前所未有，无疑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一些名校有国家大力支持，在调资带来的人才竞争中必然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名校加高薪是否形成一次新的人才流动与聚集还尚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聚宝盆，它聚集着人才和知识，也聚集着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进步和腾飞的希望。
